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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千里,百二十城”?春秋战国时期的筑城盛况

2022-06-16 16:21

摘要:春秋战国时期城市的转型与发展,集中体现在大规模筑城运动的展开和城郭布局的形成两个大的方面。

这种转型与发展同当时巨大而深刻的历史变革密切相关,分析它所具有的社会意义可以使我们对这一时期城市演变的本质特征的认识得到深化。

一、大规模筑城运动的展开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城市发展史上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阶段。城市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大量涌现,其内涵与性质也在发生着根本性的变化。

这一切都已得到了考古学和文献学材料的证明。笔者粗略统计出都邑性城址72处、一般城址585处,这些当然还远不是当时城址的全部。

史载战国时期列国间夺城割邑,动辄数十;齐国号称“地方千里,百二十城”,都可从中想见当时筑城的盛况。这一筑城运动到战国时期发展至极盛,而其发端则可上推至春秋时期。这种大规模筑城运动的展开,是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的。

西周时期的周王朝国势强盛,拥有一套完备的宗法礼乐制度和维持“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武力基础,因此一直保持着其作为天下共主的威势,所谓“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即反映了这一历史事实。

从文献记载上看,西周时期的封邦建国,是根据宗法等级秩序来确定城邑建置的数量和筑城规模的。《左传·隐公元年》载郑大夫祭仲之言:“都城过百雉,国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过参国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

杜预注曰:“方丈曰堵,三堵曰雉。一雉之墙,长三丈,高一丈。侯伯之城,方五里,径三百雉,故其大都不得过百雉。”祭仲于春秋初年说的这段话,应反映了西周时期的筑城规制。

西周时期存在着较为严格的等级城制当是可以肯定的。而这种等级城制的存在,决定了城市作为较单纯的政治、军事中心的性质,其发展也因此极为缓慢。

所谓周初随着周人的封邦建国而掀起的周代第一次城市建设高潮,其规模应当是极其有限的,目前还未得到考古学上的证明。春秋时期是中国古代城市发展史乃至社会发展史上的一个极为重要的转折期。

进入西周晚期,王室衰微;及至春秋初年平王东迁,在戎狄的袭扰和诸侯的蚕食下,王畿的范围大大缩小,周天子直接拥有的军事力量和驾驭诸侯的权力也日益丧失,礼崩乐坏的局面开始出现。

这一时期,各诸侯国旧城增修扩充和新城建造蔚然成风,西周时期等各有差的筑城规制渐遭破坏。除考古资料外,文献记载也提供了春秋时期大规模筑城运动的信息。

已知始建于春秋中期以前的新郑郑韩故城、凤翔秦都雍城、曲阜鲁国故城等诸侯国都城的面积都在10平方千米以上,已等于或超过了洛阳东周王城的规模。

旧的等级城制遭到破坏,新的城市不断涌现,春秋时期正处于这一大的历史变革的过程中。这一过程充满着新旧间的矛盾和斗争,春秋时期的筑城运动也因此带有极为浓厚的过渡色彩。

它是二里头—西周时代以来共主支配下邦国林立时代的终结,同时又为战国时期城市的最终转型与全面发展奠定了基础而春秋中期应是这一新旧交替过程中的较为明显的转捩点。

进入战国时期,政治上兼并战争愈烈,七雄争霸的局面最后形成;经济上铁器的广泛使用和农业的发展促进了整个社会经济的繁荣及人口的大量增长城市的空前发达与性质的转变是这二者交互作用的直接结果。

这一时期的城址数量激增,除大量新筑城外,春秋时期的城址在此期也多被补修增筑而延续使用,规模比以往更大。

兴筑于战国时期的七雄都城如赵都邯郸、齐都临淄、楚都寿春、秦都咸阳、燕之下都的面积都已达20—30平方千米左右。

《战国策》中记马服之言,曰“古者,四海之内,分为万国。城虽大,无过三百丈者;人虽众,无过三千家者……今千丈之城,万家之邑相望”,应不尽属虚夸之词。

《史记·魏世家》载,“秦拔我城大小六十一”,据杜正胜的考证,这是指秦在公元前290—前289年的两年间,侵夺魏河东四百里方圆上的六十余座城池。当时城池的密集程度可想而知。至此,列国境内已是无邑不城了。

应当指出的是,无论在历史文献学或考古学上,我们都未发现完全脱离了政治军事中心的、单纯的工商业都市在此期出现,工商业的繁盛是依存于作为政治、军事中心的各国都城和郡县城的。

诚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战国城市商业虽发达,更重要的还是军事和政治的重心,兼具多重性质。所以中国城市发展曲线并非从军政祭一体的城邦转化为商业城市;在增益商业性质时,军政性质不但未曾减退,反而更加强”。

从这一点上看,战国时期的城市与其前代仍有一脉相承之处,浓厚的政治、军事色彩贯穿先秦城市之始终,构成了中国城市发展史上这一大的历史阶段的一个显著特色。

二、城邑形态的综合分析

从平面形制上看,春秋战国时代的城址大多呈长方形或方形,相对较为规整,有较明确的方位意识。这首先与夯土版筑城垣的建筑技术有密切关联,同时也是因城址一般地处沿河的高地或平原地带,可以使规划设计得到最大限度的实现。

少量的不规则形城址,大都坐落于丘陵地带,依河流走向或地势起伏筑建城垣,则是因地制宜的产物。如以河涧为屏障的偃师滑国故城、刘国故城,因山势筑城的平山中山灵寿城、龙口归城和邹城邾国故城等。

即便是较为规整的城址,也只是讲求大致的方正,是总体设计与因地制宜的有机结合。正如《管子》一书所言:“凡立国都,非于太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因天材,就地利,故城郭不必中规矩,道路不必中准绳。”在筑城规制上显现出更多的务实思想。

在春秋战国时期城邑的具体布局上,我们尚未发现成为主流的、带有规律性的所谓模式。许多城邑的布局格式是随着城市社会的迅速发展,在老城区之外扩建新城区而形成的。

因新的城市形态产生于不断“违制”的过程中,各国在政治上又处于分裂状态,故在城市规划方面不可能有统一的体制或模式,都是因地制宜地向外发展。

《考工记·匠人》所载回字形内城外郭的方正布局没有现实的例证,“西边小城联结东边大郭”的格局成为这一时期都邑布局之主流的看法也未得到考古学上的证明。

内城外郭只是相对而言,以主要诸侯国都邑为主的各城邑在城郭安排上极具灵活性,小城之一面或两面城垣利用大城城垣的做法较为普遍,城郭分立的例子也并不鲜见。

因此,将这一时期的城郭布局概括为“两城制”是十分恰切的。同时,虽然主体建筑已有按中轴线布置的意向,但多着眼于宫殿区局部,如邯郸赵王城以龙台为核心的宫殿区中轴线布局、燕下都以武阳台为中心的宫殿中轴规划等。

总的看来,此期尚未形成像后世那样较为严格、规整的都城中轴线布局,对于宫殿区以外的建筑并无严格的规划和安排。

三、城郭布局的形成

春秋战国时期兴起的筑城运动,本身就是对旧的等级城制的冲击和破坏。其表现形式除了“违制”营建新城和扩大城邑规模之外,还表现在对既有的城邑结构布局进行变革,以适应新的政治、经济、军事形势的需要。

城郭布局的出现就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组成部分。依考古发现,始建于春秋时期的城址已多见有城郭布局。

曲阜鲁都的内城尚未发现,现存大城(郭城)的始建年代约当两周之交或稍晚;据文献知郑都新郑在春秋中期已有郭城,现已被考古发现所证明。

《左传》中所记修筑郭城之举最早见于公元前648年。可知至少到春秋中期,诸侯国都城已较为普遍地兴筑起外郭城了。进入春秋晚期以至战国,则普通城邑也多有城郭了。

外郭的筑建多是伴随着旧城的改造与扩建同时进行的,战国时期兴建的城池则直接采用了城郭兼备的形式。

从这个意义上讲,郭是等级城制的破坏形式。在政治上礼崩乐坏、战事纷起这一大的社会环境下,郭这种坐落于城外的另一重城垣,首先应是出于军事防御的目的而营建的。

如前引《左传》所载“诸侯城卫楚丘之郛”,下文即明记其缘由:“惧狄难也”,类似记载数见于该书。考古发现中筑于外郭城上的各种高台楼橹遗迹更是屡见不鲜,从中都可见外郭城的军事性质。

另一方面,春秋战国时期人口的增长及大量集中于城市,以及随之而来的市民社会地位的提高、城市经济的发展,既为外郭城的筑建提供了必需的人力与物力,同时也是促使其产生的一大动力。

所谓“造郭以守民”之“守民”,恰切地道出了外郭城筑建的社会经济和军事意义。同时,城市的客观发展也导致了人们思想观念的转变,与前代迥异的新的城市划分标准应运而生。

按西周时期的等级城制,王城及诸侯城称“国”,卿大夫采邑城称“都”,等而下之。这种划分城邑等级的标准完全是依据政治上宗法礼制的等级原则而定的。而在《管子》一书中,则已把城市人口的多寡作为分级的标准。

人口多,城市规模大者称“国”;人口少,城市规模小者则称“都”即所谓的“万室之国”“千室之都”。按人口来划分城市等级,实际上就是以城市的经济繁荣程度来体现当时“城以盛民”的新型城市的本质特征。

可以说,在春秋战国都邑的考古学研究中最困难但又最有必要的课题,就是由春秋至战国五百余年间以城郭布局为主线的都邑的转型与演变轨迹。

但依据现有的考古资料还无法最终解决这一问题,这是今后的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

总结

总之,春秋战国城市的转型与发展为秦汉时代城市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但以往关于中国古代都城发展史的论述,大都认为春秋战国这一阶段的都城形态是承上启下、一脉相承的。杨宽和刘庆柱两位先生尽管就中国古代都城的发展模式有过多轮不同意见的交锋,但在这一问题上却有着一致的看法。

杨宽认为“从西周到西汉是西城连结东郭的时期”,这种西城东郭的制度,是礼制在都城规划上的反映,它“不但为春秋战国时代中原各诸侯国先后采用,而且也为秦都咸阳和西汉都城长安所沿袭”。

刘庆柱则提出了从史前时代方国或邦国的“单城制”,到夏商周王国时代的“双城制”,再到秦汉至明清帝国时代的“三城制”的演化模式。

通过对秦汉时代都邑的分析,我们知道春秋战国时期城郭布局的兴盛和形态变化,在中国古代都城发展史上,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它似乎只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并非都邑单线进化史上一个必然的链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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